吉隆坡永春会馆文史馆

领导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永春人创建永春会馆之后,

 

也积极参与吉隆坡华社的事务,

 

在办学和医疗上出钱出力,社会影响力迅速拓展,

 

很快的在福建社群中占有话语权,

 

在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的领导工作可见一斑。

 雪兰莪福建会馆成立于1885年(后来改称“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距离吉隆坡成为雪兰莪的首府仅四年多的时间,这显示福建人在这时期已在吉隆坡建立一定的势力。1911年.吉隆坡的福建人人口占了当时华裔总人口的18.41%。1由此可见这时期的福建人已开始壮大。在这时期的福建社群除了拥有本身的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之外,吉隆坡最早供奉法主公的庙宇―威镇宫,亦隶属雪兰莪福建会馆管辖。

威镇宫创立于1898年,由雪兰莪福建会馆的董事所建,1919年3月28日政府宪报颁布该座庙宇为福建人的庙宇。2威镇宫因供奉法主公,所以早期又被福建人称作“法主公宫”。家乡的神明信仰是海外中国移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具有稳定社群的功能。法主公在永春是最普遍的民间信仰,由此可推测永春人于二十世纪在吉隆坡福建社群里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26年,雪兰莪福建会馆进行重建,同一时间福建义山也进行募捐,从〈重建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及冢山劝捐员一览表〉中可发现,永春人在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当时的正总理黄重吉即是吉隆坡永春会馆的发起人之一。当时的劝捐员分成几个股,其中第二股的主任陈日墙,股员陈仁堧、颜滂祜、陈澎相、洪进聪、郑美金、林万琼、陈煅相、陈松孝、洪禄敦、林邦居、陈其透、颜陆祜、林诗河等,以及第七股的林世吟和陈云桢等人均是当时永春会馆的领袖。3

   福建义山的成立时间,是福建人立足吉隆坡的另一个时间证据。虽然英殖民政府于1920年1月16日才宪报颁布吉隆坡克拉容地区保留为福建同乡葬地,但根据雪兰莪福建会馆所做普查,福建义山最早的坟墓建于1891年,坟主为来自永春的叶发。4由此说明永春人在吉隆坡已扎根一段时间。此外,笔者从《桃源扬美郑氏族谱》也发现了永春人在十九世纪末即出现在吉隆坡的踪迹:“夏园,华润三子,生同治乙丑年(1865)四月廿四日亥时,卒光绪丁亥年(1887)七月廿三日子时,葬夷邦吉隆坡。” 5这两个文献资料,是永春人抵达吉隆坡的最早证据。而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袖层之中,有多位永春人居要职,更说明了永春社群在吉隆坡福建社群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照片 1

1926年雪兰莪福建会馆建筑及福建义山重建募捐委员会名单

资料来源: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提供

照片 2

福建义山最早的墓园—墓主為永春籍的叶发

资料来源: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提供

虽然永春人在福建会馆的会务上颇为活跃,但在社群的认同上,永春人在方言和地缘的界线仍然有层次上的差异。二战前,陈日墙为首的永春同乡们同时为吉隆坡永春会馆会长和雪兰莪福建会馆的会员,但在这段期对吉隆坡永春会馆的购地建馆,以及雪兰莪福建会馆建筑进行重建暨福建义山进行劝捐,却出现明显的差异。这些永春先贤们对永春会馆的捐献额度远大于对雪兰莪福建会馆的捐款。显然,在认同层次上,二战前的华人社会对地缘的认同远在方言认同之上。
表 1

1930年永春人在永春会馆与雪兰莪福建会馆建馆时捐献额度比较

在雪兰莪福建会馆的历任领导人当中,以闽南人占绝大多数,其中又以永春人为主。在二战前1930年福建会馆进行重建,至1950年,以及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转型期,均是永春人领导雪兰莪福建会馆的时期。根据雪兰莪福建会馆保存的最早会议记录显示,1930年雪兰莪福建会馆执委六个要职中,永春人就占了半数。其中会长陈日墙、副总理洪进聪,以及查账颜滂沽均是永春会馆的董事。在十九名委员当中,已确认是永春籍者共有6位。陈日墙于1934年逝世前,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导层的几个要职均由永春人出任。即便是在1935至1954年由南安籍的洪启读领导时期,永春人仍是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导层的主要班底,其中黄重吉在1939年出任会长一职。

1946年战后第二年雪兰莪福建会馆复会,洪启读仍旧领导雪兰莪福建会馆,在二十五位董事当中,永春籍占了九人。值得一提的是,永春籍李延年在这时候开始进入雪兰莪福建会馆董事会。1972至1981年期间,李延年担任会长。1982年至1987年则由另一位永春籍的黄茂桐领导雪兰莪福建会馆。61976年,李延年以雪兰莪福建会馆会长的身份接任马来西亚福联会会长一职。

在1972年李延年领导雪兰莪福建会馆之前,雪兰莪福建会馆董事会的改选竞争非常激烈。无可否认,当时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氛围也直接波及马来西亚。在国民政府时期,一些海外华人社团的领导人乃国民党海外支部的成员。这些领袖在日本侵华期间,身体力行地为支援祖国的抗日运动积极奔走。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之后,海外华人社团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势力开始浮现。

李延年之前的雪兰莪福建会馆领导层,有一部曾份是国民党海外支部的党员,对于台海两岸的政治认同,必然倾向于国民党主政的台湾。但在马中建交之后,一些在马中经贸活动开始大幅增长后而受惠的华团领导人,立场上开始转向中国大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树胶是出口至中国大陆的大宗物资,李延年被一些人标签为亲中国的华团领袖是必然的结果。

李延年在领导雪兰莪福建会馆和福联会期间,他的领导班底主要也是来自永春同乡。其中黄茂桐和郑棣在李延年担任会长期间就出任总务和财政一职,在李延年领导的华团扮演中坚支持力量。

照片 3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由永春人参与重建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提供

1 同第二章注25。
2 雪兰莪福建会馆编委会:《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895》,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1985年,页441。
3 雪兰莪福建会馆编委会:《雪兰莪福建会馆125年纪念特刊1885-1895》,页23。
4雪兰莪福建会馆编委会:《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2010》,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出版,页157。
5 雪兰莪福建会馆编委会:《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2010》,页45-46。
6 雪兰莪福建会馆编委会:《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2010》,页45-46。